汇丰、花旗、美林……在很多中国人眼里，这些都是顶着耀眼光环的著名跨国银行，也是管理规范、服务专业、诚信至上的代名词。不少人以成为这些跨国银行的客户为荣，将自己的巨额财富交其打理。结果怎样呢？接二连三的事实证明，这些银行所谓"为客户量身推荐"的金融衍生品，非但使得客户的数千万身家灰飞烟灭，还使他们背上巨额债务。
　　富豪纷纷"栽倒"
　　2008年，金融危机阴霾下，中国著名房地产集团碧桂园集团负债额暴增，累积达307亿人民币。为了偿还一笔18.3亿港元的短期贷款，碧桂园最大的股东杨惠妍购买了美林证券的一份名为"股份掉期"的金融衍生品。该产品主要是帮助碧桂园通过发行可转股债券的方式融资。根据约定，可转股债券在2008年4月3日至2013年2月15日的5年时间内，可以转换成碧桂园的普通股票，换股价为每股9.05港元。理论上讲，如果5年内碧桂园股价一直低于9.05港元，可转股债券的持有者，在按9.05港元的价位换股后，无法高位抛售获利。所以这份"股份掉期"协议特别规定，如果股价持续下跌，碧桂园就得向债券持有人赔付相应现金。
　　协议签订后，碧桂园股价下跌惨重，几个月内就由6.82港元跌至1.9港元。如果以2008年12月31日碧桂园的收市价计算，这份合约使杨惠妍损失约12.415亿人民币。
　　中信泰富前任****荣智健，也是金融衍生品的受害者。2008年10月，为了降低公司的澳洲铁矿项目所要面对的外汇波动风险，中信泰富与汇丰、花旗和法国巴黎百富勤等外资银行签署了一系列累计期权协议。累计期权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它可以和外汇、股票、石油期货等挂钩，发行商锁定股价的上、下限，在一个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以低于现时股价的水平为投资者提供股票，当股价升过现价3%-5%时，合约自行终止；但当股价跌破行使价时，投资者必须双倍吸纳股份。由于此类产品风险极大，在香港市场上又有"I kill you later(我过会儿杀死你)"之称。
　　按照中信泰富的签约承诺，在两年多时间内，中信泰富每月以0.87美元/澳元的平均兑换汇率，向银行支付美元接收澳元。如实际汇率高于0.87美元/澳元，中信泰富会获得利润，但其总利润以4亿多港元封顶；而一旦汇率低于0.87美元/澳元时，中信泰富需要加倍以0.87美元的高价购买澳元，且亏损没有底线。结果，由于当时澳元汇率连续下跌，中信泰富亏损达155亿港元！
　　前任香港市政局****梁定邦，是香港老牌华资银行广安银行的继承人，除了掌管父亲创办的银行业务外，还拥有不少投资经验，曾创办投资公司。他于2008年先后购买了11份花旗银行累计期权产品，亏损970万港元。
　　精明玩家为何上当
　　巨额亏损事件被曝光后，杨惠妍一直没有公开回应。近日，环球人物杂志再度联系碧桂园相关部门，询问"股份掉期"协议的影响。工作人员告诉，该掉期合约为5年期，如果未来3年内碧桂园股价走高，亏损就会减少甚至为零。
　　中信泰富巨亏之后，荣智健在重重压力下黯然卸任****职务，一改往日高调作风，悄然筹措再战江湖，但威信和实力都大不如前。
　　梁定邦则将花旗银行告上了法庭，指责对方没有及时为自己平仓才导致巨额亏损。目前，该案还在审理当中。
　　这些国内资本市场的精明玩家，为什么频频上当？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占便宜"心理作祟。累计期权类金融衍生品在销售时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客户可以在此后几十个月内，以低于签约时市场价格的价位买入某产品，喜欢"占便宜"的客户马上就会被诱惑，忽视了要承担的风险比所占"便宜"大得多。
　　其次，迷信国际投行。国际投行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体系，却经常被国人奉作"专家"。这些银行的销售团队，大多拥有国际顶尖商学院的学历背景，当这些西装革履、满口专业术语的销售团队向客户介绍产品时，很容易博得信任。事实上，在推销过程中，金融衍生品的赚钱能力往往被夸大，而其巨大风险却被淡化。
　　第三，缺乏专业人才。复杂金融衍生品从定价到对冲机制，都出自外资投行，国内没有人才积累，一般实体企业或机构投资者根本不知道这类产品应如何估值、计算与控制风险。与国际投行做复杂衍生品交易，就好像普通人与乔丹一对一进行篮球比赛，胜负可想而知。
　　政府监管本末倒置
　　金融衍生品，是指从传统的金融业务中派生出来的一些交易形态，常见的有远期、期货、期权、掉期合约等，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套期保值。比如，一家从事出口的中国企业，产品销往日本，6个月后日方将支付15亿日元货款。但由于汇率波动，6个月后这15亿日元还能兑换成多少人民币？企业不知道，也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于是就去银行签订一个外汇远期合约。根据这个合约，6个月以后，银行将按签约日的汇率兑换企业手中的15亿日元，这样企业就达到了套期保值的目的。
　　可见，简单的金融衍生品对企业经营是有益的。但对华尔街国际投行来说，简单衍生品具有标准化特点，市场竞争激烈，容易定价，利润有限，于是，他们不断设计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由于条款和设计非常复杂，复杂衍生品往往看上去"诱人"，实际上却暗藏"陷阱"，被称为"金融鸦片"，而投行的利润空间却高于简单衍生品几十到几百倍。在利益驱动下，销售人员不惜误导甚至欺诈客户。
　　在美国，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是禁止向个人出售的；对于企业客户，美国的监管条例规定，投行必须对投资者的损失负责。1994年，美国宝洁公司指控信孚银行通过欺诈手段对其销售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使公司亏损1.02亿美元。信孚银行最终被法庭判定有欺诈嫌疑，结果信誉崩溃，被德意志银行收购。
　　这些无法在美国兜售的"剧毒产品"，却在中国大行其道。银行以理财产品的名义将它们卖给普通居民，却从来不向他们披露完整信息。有些不保本产品，投资者刚签合同就损失了接近10%(被境内与境外银行瓜分为利润)。"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者的权益，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黄明教授说。
　　"中国的监管机制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象。"黄明教授表示，当前我国的相关制度，对有害的复杂衍生品管得太松，而对有益的简单衍生品却管得太严。一方面，国资委规定只有31家央企可以在海外做简单的期货产品，但不包括东航、国航这些急需利用海外期货市场做套期保值的企业；另一方面，国际投行在中国可以随意向各类企业与个人投资者兜售复杂衍生品，几乎不接受任何监管。他认为："要形成新的合理监管框架，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需要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