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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24 11:06:06
鞋和脚的意识流
鞋就是鞋，脚就是脚。鞋是保护脚的。就这么简单，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中午小憇，恍惚中听见脚在对手发牢骚。脚说：“造人的上帝太不公平。我们脚压在最底下，承受整个身体和负在它上面的重荷，反倒受到人们的歧视和贱视。如果身主人穷，没钱买鞋穿，我们脚裸着夏天踩在石路上烫得直跳冬天陷在泥浆里冷得发抖。既使有钱买鞋穿的身主人，也是把我们脚蒙在袜子里封在鞋子里，还责怪我们发出臭气。哪比得上你们，手，成天自由自在摇来晃去，抚摩柔软光滑的物体，还能够和异性的同类相握亲密接触，疲倦了还要抹上香皂，冲洗沐浴一番。呵手，我真羡慕你死了！”手回答说：“嗨，你这是仇富心理，很要不得的！很危险的！你想想，这天地之间，总有个上下左右才成体统。我的位置在你之上，这是你们脚们的代表代表全体脚们所推举所确认的。这仅仅是分工的不同；再说，劳动光荣嘛！……”
我没有再偷听下去，因为，下面他们还要说些什么，我太熟悉不过了！我曾经当过多年市人大常委么。
可是，关于脚和鞋的事，我确实还有些话可说。
我算是有很强的自控能力的人，可是对于梦，我真无可奈何！
我常做梦。多数的梦，与脚有关。
梦里，我都是赤脚，绝大部份是大冷天赤脚踩在又溜又滑又腻的污泥里踉跄行走，或是在陡峭的山路上，或是在阴森的峡谷里，或是在漂着硬砣屎的粪坑……又冷又溜又滑又腻，想想看，是什么滋味？
我梦里总是赤脚，因为在1958至1975共十七年时间，我没买过一双鞋穿。
关于鞋和脚的回忆，最初的当从儿童时期能够记事的时候开始，大约在两三岁吧。这个年纪，当然有鞋穿，什么样式和质料？完全记不起了，倒是赤脚的感受印象深刻：温温地，软软地，一双脚握在母亲手里或是踩在父亲胸脯上。
脚的天性是要亲近大地。我爱赤着脚在沱江沙滩上奔跑，温温地，软软地；当然，平时走路大人叫我得穿上鞋，穿上鞋走在路上也是温温地，软软地。我以为世上的路都是这样。
那时候没人逼我赤着脚踉跄在又冷又滑又腻的污泥里，没人逼我赤着脚踩过灼热的石板路烫得不停地蹦跳。大人叫我走路一定要穿上鞋。
大人叫我走路一定要穿上鞋。他们一定知道这世上的路不是温温地，软软地。
他们什么时候才对我说明这点呢？
1949年12月5日凌晨，我们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挥下，把解放军迎进了城，我随即到部队成了一名军人。那时候正在准备打一场规模很大的成都战役。父亲临别赠给我一瓶用于止血的云南白药，他在瓶子两边贴上两个小纸条，一条写上“尊敬長官”，另一条写上“服从命令”。革命同志么，什么“长官”，又不是国民党！当时我十分反感，后来才知道是至理名言。
部队的境遇按下不表，只说鞋子的事。那时实行供给制，衣服鞋袜全由公家发下来。夏天是绿帆布胶底的制式军用单鞋，冬天严寒地区发绿帆布胶底棉靴。走路是毫无问题的，我却因为错把“长官”当成“革命同志”，摔了不少跟斗。
后来回到地方，又开始了中学时期的文学写作，阴差阳错成了“青年诗人”，调入市文联成了“机关干部”。我在前面说过：“脚的天性是要亲近大地。”不冷不热天气，我爱打一双赤脚在街上行走。一天碰见报社一个头头，她拦住我，很严肃地批评我道：“小李你怎么能够这样？！工人农民才打赤脚，你是机关干部嘛！真是有失身份！”
你们报上不是每天在吹劳动光荣么？不是口口声声在说为人民服务么？嗨，原来脚的状况，也是区分地位高低的标志，就像今天的军衔、警衔。
对于祖先传下来的等级制我一向反感。文联工作两年，也穿鞋，没把它当成军街警衔挂在肩头，因为爱运动，成天东跑西跑，便穿一种黑布胶底叫做“力士鞋”的鞋子。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扫地出门之后，就带了一双这样的“力士鞋”，伴我度过了1958至1975共十七年。
“极右分子”一般都要强制劳动教养。开初我却是和市级机关几十名普通右派被送到市农场“监督劳动”。那里专门为这建立了个《管教队》。那些降职降薪的人还能够每月领到少量工资，而我这种开除公职的除了吃住包干，每个月只发一元钱生活费。在押的劳改犯每月发的两元，比我这种人多一倍。当时的经济体制分为国营和大集体，我想，这是由于公安厅管的监狱和劳改队属“国营”，市农场办的《管教队》属“大集体”吧。
就这一元钱，我也不能自己用。打成右派之后，当了县级领导干部的姐夫与我们划清界线，原住在姐姐家的母亲被迫只好回到离城几十里乡下的娘家，一个人挣扎求生。我每月这一元钱当然要留给母亲。当年她支持我“解放全人类”帮我离家出走参加部队，还未及报答她养育之恩，她反而受我诛连，至今想来仍在心头滴血。
和我们家划清界线的姐夫和姐姐已经分居。姐姐凭一个教师的工资，拖着四个小孩艰难度日，有时还得瞒着众人偷偷往乡下母亲那里送点钱物，我当然不忍心要她再对我接济。
我无钱去买牙膏牙刷，更何况添置衣服鞋子。赤贫只好赤脚。那双胶鞋，被放进我当枕头的布包里。我找了两块木板锯成一双“板板鞋”，收工回来洗了脚趿拉着。
市农场不但搞农业生产，还经营果园和奶牛场。劳动也就是栽秧打谷挑粪施肥除草除虫之类，大部分时间是在泥地上行走。初打赤脚，很不习惯，稍微干燥的泥块就梗得脚板生疼，有时下水田踩着瓦片和螺丝壳，脚被割得鲜血长流，就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难以忍受也得忍受。
“脚的天性是要亲近大地”么？看来，这真有些一厢情愿。
以后是《415》劳教队修铁路凿隧道架桥梁十四年，永川劳改茶场釆茶施肥修枝近两年。我都是赤脚，大冷天赤着脚踩过灼热的碎石路和石板路烫得不停地蹦跳。踩在又溜又滑又腻的污泥里踉跄行走，或是在陡峭的山路上，或是在阴森的峡谷里，或是在漂着硬砣屎的粪坑……又冷又溜又滑又腻。
“改造就是要你们脱胎换骨”党和政府说。
“胎”怎么脱我一直没弄清楚，至于“换骨”嘛当然是从皮肉开始凌迟，这级别最低的脚自然首当其冲。经过这么多年火的烙、冰的冻、尖锐物件的刺割，我脚板上生成了很厚的茧巴，有年冬天冻得脚跟皲裂出几条口子，我从最长的一条裂口断面上看到，茧巴的厚度竟达两毫米左右。
毛泽东****早就在1941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文艺工作者规定了一个唯一的创作方法，那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我的脚这下是真正地踏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地面上了！
踏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地面，并非就是与“革命浪漫主义”绝对地疏离。就在劳教队关押期间，这“鞋子”一事，有时也会充满浪漫意味。“反右”之前，我有个中学时期的同学Ｗ君，在团市委学生工作部当个小头目，是全市团员和青年羡慕崇拜的偶像，后来调到日报社编副刊，也算小权在握。此公能说会道，仕途看好，但惜乎爱写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较为民主开放的大背景下，他仿照当时正走红的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写下一首《给沉浸在会议里的人们》，不料被自贡市委内定为丑化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反动诗”，秘密通报全市基层党组织，使得Ｗ君四处受到冷遇还不知就里。后来党内有人告知他内情，一直热爱党拥护党的Ｗ君不禁悲愤交集。不久，党中央号召大家参加“整风”，帮助党整顿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引蛇出洞”大鸣大放开始，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Ｗ君于是在大会小会上喊冤不止。待到“阳谋论”公开亮相反戈一击时刻到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Ｗ君就被扫进了劳教队里。这正如当年当过右派再来当“青年导师”的曲啸先生所言，这真是“妈打儿一场小小的误会”。
既然从本质上讲彼此都是体制中人，Ｗ君在劳教队深得“政府”们信任，委派他担任组织学习、监督汇报其余劳教右派人员言行的副班长。
这时候，我们已经被专政十几年了，二十来岁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岁月蹉磨，已经成了皱纹满面神情萎琐的中年人。尽管Ｗ君恪尽职守，“政府”们却不会轻易发给他一份“解教摘帽通知书”，更不会发给他一个用以解除长期性压抑之苦的女人。
Ｗ君身体健康，参加劳动每月有名为“工资”的微薄收入，更加之以他的几个在省城工作的姐姐、姐夫都属高薪阶层，对他时有接济，Ｗ君在我们中间属于“不差钱”人士。可这，仍然解决不了女人问题。
无奈导致无聊，Ｗ君便在一个本子上给想像中未来那位美丽、聪慧、善良的情人写情诗，还邀我给他写的诗画插图。我这穷汉便趁机搾取他：稿酬是画一幅一支香烟，一手交烟一手交画。
逢到出公差搬米搬面到附近乡镇巡场，Ｗ君便抽空子在街上四处逡巡，有时看到中意的女人鞋子，便为想像中未来的情人买下。时间长了，各式的布鞋胶鞋皮鞋就积存了十多双。每有闲暇，他便把这些鞋在自己铺位上陈列出来，细细把玩，目光中却有藏不住的凄楚。
Ｗ君后来终于结了婚，是自己妹夫的妹妹，一个患了精神病的女人。也因此，他被恩准“清放”到了成都，照顾疯妻，自己靠打工度日。再后来右派“改正”，他在一个身为省作家协会副****的老诗人帮助下，调到了全国有名的诗歌刊物《星星》担任编辑直到编审，有段时期四处邀去讲学、授课，大大风光了一阵。
可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他的家庭生活是非常不幸的。疯子夫人不能工作，生个儿子也是精神病。有个常给《星星》投稿写诗的女孩以为写诗的才华有遗传，希里糊涂嫁给了Ｗ君这个儿子，谁知这位公子有的只是母亲遗传下来的精神病。在生下一对双胞胎之后，Ｗ君这位儿媳毅然离家出走，嫁了别人。四张嘴要吃饭穿衣，其中两人还要每天服镇静药物。Ｗ君一个人的工资显然应付不了这个局面，他只好强压下满心的孤独和烦乱，熬更守夜拼命写稿。
Ｗ君生病住院，很少有人前来看望，原在劳教队的难友们了解他当年的作为，多不愿和他来往。他死前不久，想吃苹果，嘱咐护士只能买一个小点的，买大了他没有足够的钱。
Ｗ君就这样悄悄地死了，弥留之际身边没有一个朋友、亲人。
他这些情况，还是他们单位一个熟人在他死后两天，从成都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不知道，他曾经为想像中的情人买的那些鞋后来怎么样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改正”回来这么些年，大江南北也走过不少地方，遇到过很多女人，可没有哪个女人穿上这些鞋会合脚的，更何况，这些鞋的式样也早已经过时。
哦，还想起一件有关“鞋”的事。我们队有个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高度近视的人，名字我已经忘了，姓廖，我们都叫他“廖瞎儿”。廖瞎儿反右前原是成都一个著名中学的著名数学教师，就因为这两个“著名”，别看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还瞎了一只眼，倒娶了一个身材窈窕如花似玉的年青妻子。早些年我们在灌县搞都江堰岁修工程的时候，这女人来队里探过亲。看到两人黄昏时在岷江边并肩散步的情景，我们都在暗中羡慕不止。女人走后，才晓得原来她是来离婚的！1972年冬天，我们队调到永川劳改茶场，住进一座石砌监狱。山高多云雾，时见细雨霏霏。廖瞎儿早已家破人离，属于我这等“无产阶级”，无钱去购置雨衣雨鞋，脚上只有一双破旧的塑料凉鞋。一日雨后山路泥泞，我们出工经过半山腰崖壁上一条小径，廖瞎儿踩虚一脚，跌倒之际左脚凉鞋摔掉，悬挂在路下边不远崖壁一丛茅草上。廖瞎儿弓身去捡，一溜滚下悬崖。幸好此段崖壁上有不少杂树，层层缓冲，瞎儿跌到谷底，虽然头破血流昏厥过去，但经过抢救，终得捡回一条老命。
过了一年，也是为了这双破塑料凉鞋，前番情景再次重复，不同的是瞎儿摔下来的那段崖壁上没长那么多杂树，落到谷底的廖瞎儿脑浆迸裂，红白杂陈，像谁爱吃的还没下锅的紅烧肉。
值得瞎儿欣慰的是：他手里抓住了掉落的塑料凉鞋。
天才的数学教师廖瞎儿，你最大的罪过在于：在需要证明2+2=5的时候，你却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