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推销到国外，且为不少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新儒家看来，这无疑是一件“家祭勿忘乃翁”的喜事。但是，人家究竟是从何种角度接受的呢？一项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准则，还是一件“古董”？如果是前者的话，至少不能说这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它至少表明了新儒家的祖宗是了不起的。但是，假如是后者呢？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准则，其内涵在逻辑上是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具有所谓的普世的道德价值。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其内涵是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表面上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存在逻辑问题。我不想挨骂，因此，我不能把骂施于他人；同样，他人也不想挨骂，所以，他人也不能把骂施于我。由此可见，这项道德准则无论何时、何地对任何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约束力。
但是，在这项道德准则中，判别是非的标准并非某项公理，比如不能抢劫、杀人之类的，而是“已所不欲”。“已所不欲”并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与“已所欲”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人的欲求整体；换言之，在人类欲望的结构中，必然包含已欲、已所欲和已所不欲两个层次。所以，在这项道德准则中，实际上还暗含了另外一个判别是非的标准，那就是“已所欲”。
“已所欲”与“已所不欲”对某个人来说，既然统一于“已欲”，当然不会发生矛盾。我欲富贵，我不欲贫穷，二者是一致的。但是，一旦把它放到社会里去，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譬如贫穷与富贵，在社会中是相对存在的；离了贫穷，便没有富贵；同样，离了富贵，便没有贫穷。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那就是只有通过剥削或者掳夺，富贵才能成其为富贵，贫穷才能成其为贫穷(有一句俗语：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发，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换言之，我“所欲”的富贵只能通过他“所不欲”的贫穷才能实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做呢？成全我之“所欲”，还是照顾他“所不欲”？如果成全我“所欲”，那么，就必须把他“所不欲”施加于他；如果照顾他“所不欲”，就必须把我“所不欲”施加于我；结果，无论我怎么选择，都必然地违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做呢？
前而已经说过，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项道德准则里，是以“已”所不欲与“已”所欲二者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的，换言之，是以“已欲”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的。而遵循“已欲”的准则，我必须选择“已所不欲，勿施于已”，或者“已所欲，勿施于他”。
这样做，当然有悖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表层意义，但是，我错了吗？我遵循了“已欲”这一深层的、根本的是非判别标准，所以，我表面上有错，但是，我实质上却是对的。
实际上，非但我没错，自古以来的所有帝王将相、贪官汅吏、强盗恶霸、黑心老板全没错，因为他们都是以“已欲”作为判别是非的唯一标准的。那么，谁有错呢？有错的只是愚民，因为他们相信儒家向他们推销的是道德的美味，甚至因为这款美味也满足了他们的“已欲”而欢欣鼓舞，却不知道美味的底里暗藏着消骨蚀髓、泯良灭知的毒药。
2011年2月22日于罗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