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家，是一个三代抽大烟的贫困不堪的家庭。我的外祖母，十一岁父母双亡被伯父送进外祖父家当了童养媳。饥饿、毒打受尽折磨，后来父亲把她接到大连帮母亲带孩子，才脱离了苦海。

　　外祖父一家父子两代虽是个饥寒交迫的烟枪家族，但在村里却是颇有威名的。外祖父，早年是镖师，有一身武功，而且是方圆几十里颇负盛名的外科医生，专治痈疽、浓疮等疑难病症。奈何他的收入远远不济三杆烟枪和一个赌棍的消耗，只能一贫如洗。但我的外祖父却不是一个坏人，外祖父的村子是个大村，村里有个“老虎会”，是村里自发的穷人帮会组织，外祖父虽性情暴戾却为人正直，被推为老虎会的会长。村里有什么不平事，尤其有钱人欺负穷人，只要找到外祖父，外祖父亲就立即去庙前敲响大钟，村里的穷人很快集合起来，在外祖父亲地带领下，找地主、恶霸说理去。不管你多么有钱有势，也得乖乖认错。有一次一个外村人，夜间从外祖父村边路过，手中的包袱被抢，那包袱里可能有贵重财物，那人急得痛哭流涕，有人指点他，叫他去找外祖父。外祖父立即敲响大钟，穷人们纷纷涌到庙前。我外祖父发话了：“是谁干的缺德事我知道，限你半个时辰给我交出来，我给你留个面子，你要是不交，别说我不客气！”散会后不多时，抢夺者把包袱送到外祖父家。被抢者打开包袱点检，不少分毫。那人向外祖父叩头谢恩，并拿出十块大洋馈赠，外祖父断然谢绝。外祖父虽有权利，但即使穷得饿肚子，被烟瘾拆磨得死去活来，也决不取无义之财。村里人无不佩服。

　　我的三个舅舅也都各俱才华。大舅是京戏票友，唱三化脸闻名乡里，号称“梅兰芳”。哈，不是因为美，而是一脸麻子。老娘说小时候他是兄妹中最漂亮的，一场天花破了相。我小时候喜好京戏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二舅，魁梧英俊，读书天分卓越。外祖父曾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不幸十六、七岁因好奇心，偷吸外祖父的鸦片而上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三舅多才多艺，绘画、唱戏、尤其是一双巧手，各种工艺无师自通，无不出类拔萃。儿时给我扎的风筝和集上卖的风筝相比，独具一格，那苍鹰飞上蓝天像真的一样。小朋友谁不羡慕？三舅的技艺让各行干专业师傅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技艺上的一些特长正是来自母系遗传。可惜父子的才能全毁在烟枪下，无所作为，日复一日地打发着可悲可怜的日子。

　　父亲发迹后，想彻底改变外祖父家的贫困局面，挽救这个家庭于水火之中。让父子们改斜归正，发挥才艺，变成有作为的人。母亲对此却不抱任何希望。但父亲不听其劝告，执意要实施他的“改造工程”。经过一番考查，投资几百大洋，开办了掖县第一家洋瓦工厂。购置土地，盖厂房，上设备，请师傅。开工前，父亲召开了家庭会议，向他们父子严肃地提出警告、要求和希望。父子四人连声应诺，父亲这才满怀希望地回到大连去。

　　洋瓦工厂开业伊始，生意红火，产品远销到邻县，订单应接不暇。外祖父家真像做梦一样，一夜暴富。忍饥挨饿的外祖父和三个舅舅成了老掌柜和少掌柜，一步登天，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于是，穷人乍富，忘乎所以了，三杆大烟枪一齐竖起来，白花花的大洋，在外祖父和舅舅们的飘飘欲仙的幻觉中，化成一缕缕的青烟，消散在空气里了。唯有三舅对吸毒不感兴趣，但却是牌桌上的勇士，可以废寝忘食、日夜奋战，不输光最后一角银洋誓不罢休。我大表姐小时候常住外祖父家，曾对我绘声绘色地说起当时的情景：外祖父坐在老板桌后的太师椅上，说话的声音都变了，颤颤抖抖的：“二腚，今天就给你两个烟泡，不准多抽了；三腚，昨天的十块大洋一夜就输了？今天给你五块吧。”仅仅一年的时间，一个红红火火的洋瓦工厂，就倒闭了。设备、厂房、土地全被吸光、赌光了。于是父子们又从仙境跌落到地狱。外祖父再去大连向父亲乞求，声泪俱下，向父亲保证痛改前非。父亲竟又被说动了，不顾母亲坚决反对，再次投资二百大洋在村里开起羊肉馆。那是一个近千户的大村，还有五天一个大集，为此羊肉馆生意红火。但本性难易的外祖父父子们旧病复发，很快又挥霍一空。父亲仰天长叹：“老刘家再也没有希望了！”从此只好作罢。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土改时，外祖父家依旧是穷得当当响的农村革命阶级——贫雇农，否则不堪设想。人间的贫富、阶级成分，有时竟是这样产生的。
　
　　我外祖父再次到大连找到父亲，不再要求投资，要常住我家。我家客房里，常年不断地住着来自家乡的求助者。父亲对母亲说，不差一个人吃饭，就叫他留在这里吧。可是母亲坚决反对，宁肯留外人也不留大烟鬼父亲，她深知烟瘾的可怕，怕连我家也被他抽光。为此竟和父亲争吵起来。父亲无奈，只好给他点钱把他打发回去。后来大舅给地主当了长工；三舅投奔了青岛大姨家；骨瘦如柴手无鸡之力的二舅，跟外祖父在家苦苦支撑了两年，决定再去大连投奔我家。他和一个叫歪脖榜的表兄结伴同行，这表兄也是大烟鬼，是去大连投奔他叔叔。时令已是北风呼啸的隆冬天气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去的青岛，可能是要饭吧。只听说到了大姨家，大姨一看二舅和表兄一人身上披条破麻袋，冻得脸色青紫，浑身发抖，真是悲愤交加。把他们叫进屋里，痛斥一顿，先做了顿米饭，让他们填饱了肚子。大姨家只有一间屋，打地铺让他们将就了一宿。第二天，大姨给他们买上棉衣、棉裤，又给了他们盘缠，打发他去了船码头，乘船去大连，看他们走了大姨才松了一口气。

　　下了一夜大雪，早晨大姨出去扫雪，推开门大吃一惊，只见二舅和他表兄两人蹲在门旁，身上的棉衣早已不知去向，浑身瑟瑟地抖着。让我想起，童话故事里拔掉羽毛的“寒号鸟”。大姨只气得七孔生烟，把他们拉进屋里，喝问道：“棉衣呢？盘缠呢？”回答，“抽了。”大姨是很厉害的，姊妹们都怕她，大姨捞起个笤帚把，狠劲地抽打，边打、边骂、边哭。两个烟鬼像两条死狗，任大姨痛打解恨，不停地给大姨磕头认错。大姨打累了，笤帚打飞了，擦擦眼泪，带上钱又给他们去买棉衣了。大姨是个工人家庭，六口家只靠大姨夫在啤酒厂当厨子，生活并不宽余。这次由大姨夫亲自押送上了船，直等到开船了才回去。

　　那时我父亲的钱庄已经倒闭，我们家从市里搬到了郊区乡下。二舅来到我家，我母亲恨透了大烟鬼，不愿收留他，我父亲却又动了恻隐之心，说，“老二才三十多岁呀，人又聪明，我们不救他，一生就完了。”父亲还说，“我不信，在咱眼皮底下他戒不了大烟。”我们家已到了如此困境，父亲还是把他留下了。父亲还给他买了戒烟药，二舅开始戒烟，有时限烟瘾发作了，在半夜里敲我父母窗户要戒烟药，那种痛苦的滋味只有戒烟人才知道吧。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烟戒掉了，脸胖了，也有了血色——竟是一个美男子。我父母和外祖母都很高兴，认为凭二舅的聪明智慧，在大连干什么也能混碗饭吃。那时市里猪肉缺，去乡下贩肉利润可观，但日本卡子检查很严，查出来不但没收，还要一顿臭揍，但一般只检查穷人。二舅开始贩肉，穿上父亲的呢子大衣，戴上父亲的礼帽，穿上皮鞋，人物又体面，俨然一副绅士派头，日本卡子是不坏疑的。二舅把肉捆在腰里，连贩了几趟，还真挣了点钱。父亲说不出地高兴，认为为岳母家挽救了一个人。母亲怕他再抽，要把钱给他存起来，但他却拒绝了。二舅又贩了几趟突然失踪了。是被日本人抓去了？还是出了不测？父亲曾沿贩肉的路线去寻访过，毫无踪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父母和外祖母都为他担心。

　　大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二舅突然来了，就像变魔术一样，二舅又恢复了乍来大连的样子：礼帽和呢大衣早已不翼而飞，身上披条破麻袋，两眼深陷，颧骨突出，拄根木棍，他已沦为乞丐了。原来贩肉挣了点钱，又抽上了大烟，母亲只气得浑身发抖。我们家已经开始吃橡子面了，哪里还养得了这么一个不走人道的废物？母亲把几个饼子装在他的破布袋里，让他走了。我记得外祖母又拿个饼子，流着泪追到大街上给了他。又过了些日子，有人送来个纸条，是二舅写的，说得很可怜：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叫给他送点吃的。母亲只好叫昌照着纸条上的地址，再给他送一篮饼子去。昌回来说，二舅住的那客栈只准晚上住，上面四个滑轮吊着一床大被，地上铺草垫子，晚上睡觉的人都躺下，大被从上面落下来，天不亮大被就拉起来，住宿的人得马上离开，倒出地方另有用处。

　　过了些日子，一个陌生人来说，人已死了，叫去领尸体，但必须算清一笔不小的住宿费。母亲说，尸首不要了，随便处理吧。这就叫死无葬身之地，好端端的一个聪慧、英俊的二舅就这么完了，可怕的吸毒呵！今天再提起这些旧事，只为告诫年青人，万万不可接近毒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