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ei0817
2008/6/19 14:33:08
我知道外国有一些历史学者，专门搜集各时期的笑话，来研究当时的社会。昨天还读到了一篇有趣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苏维埃俄国政治笑话的文化分析》（A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kdot），作者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者Seth Benedict Graham。作者说政治笑话具有反抗倾向，是一次微型的革命，因此政治笑话越多的时代，意味着问题越多。
其实我以为，所谓政治笑话，不过是政治描述与现实遭遇决不相同时，只好徘徊在酒瓶子和笑话之间平民行为而已。但笑话是最无力的东西，则是肯定的。夫革命者，杀头流血之事也。哪怕是微型的，也是要杀头流血的。只是大革命杀的头多，微型革命杀的头少而已，不是说微型革命就不流血杀头了。
但因为我不是革命家，不配谈革命。我只是忽然想起来与笑话有关的一些事情，因此来写写打发时间。
很古的时候，人若对政治不满，便唱歌来表达，于是有了民谣。那个时候的民谣有很多，有许多入了现在所谓的《诗经》，零散的则都搜进《古诗源》、《玉台新咏》这样的集子里，放在古逸部当作歌诗来读。但最多的，还是在史书里。史书里一旦出现民谣，我们就知道要坏事了，如同今天一旦出了新闻，就知道要大规模造谣一样。
秦汉两朝的时候，民谣大抵已经很少有人民编的了，但大抵还是人民来唱。我们看《史记》、《汉书》时总会看到某个洞察天机的异人做了一首歌谣，“教长安小童歌之”的文字。这种行为，正如同现在的改编历史故事，排成电视剧一样，都是编剧的意图，与“民”却是无关的——虽然仍旧叫做民谣。
被王莽闹了一通之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民谣已经很少。有的几则，也大抵是托古仿制，却非民谣了。六朝时的人对政治不满，就喝酒、吃药和不穿衣服，但大约还有隐居的办法。可是鲁迅已经考证过了，隐居不是不满避世的表达，而是希冀登堂的办法。因此，魏晋的人民表达对政治的不满的办法，依然是喝酒、吃药和不穿衣服。如同今天的孩子对生活和社会不满，就剃非洲火鸡头、纹身和吃迷幻药与滥交一样。
到了隋唐的时候，则是给政治人物取外号。这些事情最多在唐人的笔记小说里，《国朝杂记》里我就见过一些。自然隋唐之前也是有绰号的，只是那个时候的“绰号”还是一种文艺手法，以物拟人之用，例如《和香方序》、《禽兽决录》等，还不是用作嘲笑和骂人。宋朝文人继承了给人取外号的习惯，我在《朝野佥载》里见过的就有很多。例如给袁守一取个绰号叫“料斗凫翁鸡”，苏征的绰号呢则是“失孔老鼠”，张一元的绰号是“逆流虾蟆”，吉顼的绰号是“望柳骆驼”等——顺便说一句，苏征的绰号与我们今天取人的外号为“猪八戒”或者是“流氓”是一个道理，原因都是因为对方举止轻浮。不过“失孔老鼠”为贬义，而今天流氓则大抵算是一种褒义——我早上还看了一篇文章，说女人最喜欢的男人类型排行中，流氓即排第三。
大约是唐朝的时候，白话的能力得到大提高。白话提升而音乐能力大降，因此到了宋朝，白话已经成为很成熟的口头语，然后笑话就出现了。但宋朝的笑话大抵是无赖子的游戏，几个文人之间尖酸刻薄地互相嘲弄，很少有政治笑话。宋朝普通人对政治的意见，大抵在勾栏瓦舍的评书里。
元朝的时候，对外族政治家的不满，大抵体现在翻译上。其成果便是《元史》里那些奇怪的外国名字翻译。因此中国的元朝一竿子被捅回了春秋笔法时期，几个老儒还为此洋洋得意。
到了明朝的时候，笑话复兴了，或者说笑话真正的出现了，因为它开始成为了人们发泄不满的重要手段。现在还能看到的《笑林广记》、《广笑府》便是专门的笑话集。哪怕在《七修类稿》这样的学术笔记里，也都还有各种笑话参杂其中。
明朝人的笑话大抵笑三种人，一种是和尚、尼姑，统称出家人；一种是士人、秀才，统称读书人；一种是地主、官员，统称上流人。而笑来笑去呢，大抵都离不开肚脐以下三寸。中国现在的笑话也笑三种人，即男人、女人和北大教授。除北大教授嘲笑的与脑筋有关外，男人和女人也都离不开肚脐以下三寸。
清朝的情况与元朝相同，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朝的中国人没有民谣、外号、白酒、笑话，而只有名臣趣闻。民国的时候没有人有时间闹讲政治笑话这种微型革命，因为全世界都在闹一场大革命，所以没有笑话也可以理解。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前十几年，中国土地上消失了两样国粹，一为妓女，一为笑话。到了最近十几年，笑话才又勃兴起来。笑话的内容前面说过，不外是笑三种人而已，也算是一种没落了。为什么呢？按照现在最流行的比较方法，可以说得出中国笑话没落的原因是因为，外国的笑话大勃兴起来。譬如Roy Medvedev研究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犯档案，得出一个数据就说，当时有20万人是因为讲政治笑话被抓进监狱的。有这么多因此犯罪的人，可见外国笑话的勃兴。
但我是不讲笑话的。但我也很想知道，如果有一天中国终于有了人类学者，也来研究现在的中国笑话了，他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叶剑辉，2007年9月15日